国际气候治理机制，经历了从《京都议定书》到《巴黎协定》的转变，从强调发达国家减排义务的“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”原则，演变到世界各国都要承担与自身发展水平相对应的“国家自主贡献”原则。

这并不全是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的妥协，而是实现《巴黎协定》规定的 2℃ 温控目标太过艰巨，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飞速逼近阈值[3]，只有全球合力才有应对气候变化成功的可能。

我国自 2006 年碳排放总量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碳排放第一大户后，排放速率仍高速增长，到目前为止，碳排放总量已经占到全球总量的 30% 左右，相当于美国、欧盟、日本之和，成为全球之关切，碳排放急刹车成为时代所迫，不得已而为之。

当然，我国选择尽快实施“双碳”战略，也是变被动为主动之战略选择，不是别人要我们做，而是我们自身需要做也必须做。化石能源短缺危机仍然存在，环境污染治理仍需加强，气候危机又如此紧迫，在此危急存亡之际，退缩躲避是没有出路的。只有迎难而上，攻坚克难，承担大国使命与担当，引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，才是智者所选。

当然，主动引领全球气候治理不光是压力与责任，更是动力与机会，我国已经在新能源领域蓄积了优势地位，全球能源转型，可以提供给我们弯道超车的发展机遇。

能耗“双控”是指实行能源消耗总量和强度“双控”行动。我国从 1980 年发布《关于逐步建立综合能耗考核制度的通知》开始逐步确立能耗强度考核制度，开始统计和考核大家熟知的“万元产值综合能耗”，到“十一五”期间实行全国强制考核，再到“十三五”期间由能耗强度单控提升为能耗强度和总量双控，对能源的使用提出更为严格的要求。

碳排放“双控”是指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和强度的“双控”行动，现阶段主要控制对象是二氧化碳，特别是能源领域的二氧化碳，是抑制碳排放过快增长乃至尽快碳达峰继而实现碳中和的行动。

能耗双控转向碳排放双控，转的是什么，大家需要理解清楚。能源管控体系中管的是全部的能源类型，包括了清洁能源，如风能和光能等，也管控了用作原料的能源材料，因为是基于“能源约束”思路，能源不够用，化石能源很快会枯竭，所以不管是什么能源类型都要节约。

然而，新的形势是可能化石能源还没有被烧完，地球温室效应就已经超过生态系统承受极限，导致生态系统崩溃了，首当其冲摆在人类面前的是大气中温室气体容量不够了。

这就要求不仅要减少化石能源燃烧，还要尽快抑制非能源来源的温室气体排放，比如石灰水泥等工业过程中释放的二氧化碳，以及农业生产等带来的甲烷、氧化亚氮等温室气体的排放，而风光电等清洁能源要鼓励使用，能耗双控升级为碳排放双控已成为历史必然。

但反过来说，能耗双控不是不做了，而是在调整考核范围后仍将继续执行，只是可以融入碳排放双控体系中去。